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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随笔】塑造银发产业的品格与文化******

　　【新闻随笔】

　　作者：王雅（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刘臣君（辽宁大学哲学院博士）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保证人一生中从60至90（甚至95/100）岁这几十年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既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等，也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作为。

　　我国已经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并制定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一规划的贯彻落实过程，也将是银发经济潜力逐渐释放的过程，为银发相关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研究显示，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60岁以上消费者的人均消费额已超过25岁至60岁年龄层平均水平，未来20年，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预计还将增加。老龄产业可能是未来的主流产业，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服务产业和老龄金融产业六大产业具有高成长性。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预测，2050年，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届时将占GDP的1/3以上。

　　前景巨大的产业必然是充满竞争的产业。哪个企业能够立业长久，不仅在于产业选择，更在于企业的品格和文化。与老龄化社会相关的产业都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撇开制度层面的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保障与老年相关产业产品生产经营的品质息息相关。因此，银发产业中的企业具有一定意义的公益性，必须以人为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

　　首先，确立企业的价值导向。银发产业是良心产业，老年则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银发产业中的企业，应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原则，把满足老年阶段的衣食住行、疾病医药等诸多方面的需要，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和企业立足的根基；本着为自己父母生产生活必需品、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的初心，进行设计、制造、经营、服务。这是产品和服务品质的保障，是老年人有品质、有尊严生活的保障，更是企业长久发展的保障。

　　其次，细分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的目标人群。按目前年龄段划分，从60岁起算，老年的人生可能有10年、20年、30年，可以划分低龄老年、中龄老年和老龄老年。依据不同阶段老年身心需要、不同经济条件的老人对产品和服务品质及价位的需要、不同地域生活习惯的需要等进行研发、生产、经营和服务，使不同年龄段、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地域、不同身体状态的老年人都能获得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相应的服务，企业才能发现商机，利企利人利社会。

　　最后，把握银发产业的前移与后延。前移，即把视野拓宽到人生全过程的健康管理。2021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为与健身相关的用品生产、场地规划、运动康复等产业发展提供巨大商机。企业应精准把握目标人群，从少年到白头，对其一生进行动态跟踪服务。后延，即提升临终关怀和丧祭服务水平。当前临终关怀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未受到重视，丧祭服务及相关用品长期存在价高质次现象，亟须有资质的企业深耕相关领域。

　　银发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民心经济，企业除了技术标准，还需要有爱心、有温情地从人性化、情感化的角度去服务老年人，为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适老性”物质和精神产品，在为老年人提供舒适、便利、温馨的晚年生活的同时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2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国已实现基层立法联系点31个省（区、市）全覆盖******

　　中新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梁晓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孙镇平10日向中新社记者介绍说，法工委第四批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增设完成，中国基层立法联系点总数达到32个，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

　　基层立法联系点，被形象地称为“家门口的立法”，民众可以就近到基层立法联系点，就立法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过去，就有过一群中学生根据亲身经历向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意见，最终被采纳到出台的法律中。

　　目前，法工委已就152部法律草案等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普通民众通过这个平台，“原汁原味”地提出了15000多条意见建议。

　　“基层立法联系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国家立法‘直通车’。”孙镇平介绍说，3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区域人口达到5770多万人，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家门口就能对关切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

　　他指出，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极大拓展了基层民众覆盖面及参与人数，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全覆盖”还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据介绍，3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设立了509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5000多个设区的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了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起了基层民众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

　　孙镇平表示，通过这一机制和平台，大家既可以反映法律问题，也可以反映本地社会治理问题，有效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推动了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促进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